時論廣場》杭廷頓預言與拜登遐想

自拜登總統上任以來，對華政策方針是既合作又競爭，同時也要避免激烈的衝突。可是，如何管控分歧息爭止紛，避免擦槍走火導致戰禍，形成另一場「阿富汗之亂」，卻是對美國政府與領導人的嚴峻考驗。


近日來，拜登、習近平與普丁三位大國領袖分別透過視訊進行雙邊會談，涉及中美對抗與兩岸危機、俄烏對峙與北約東擴等問題，引起了國際社會高度關切。其中關鍵之一，是美國如何面對中國的崛起，並應對中俄聯手以抗衡美國霸權的新局。

在杭廷頓1996年名著《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》一書中，對此作過深入探討，他明白警告，「美國在亞洲的失敗，主要源於亞洲經濟財富的增長和亞洲國家自信心的增長」。亞洲依賴和從屬於西方的舊時代早已過去，而二戰後西方占世界經濟總量一半、控制聯合國，並起草世界人權宣言的局面也已成為歷史，西方對東亞的影響力極大幅度的減弱了。

20世紀末，中國的政治領袖重回傳統，體認到儒家乃是進步的根源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「文化民族主義」訴求正在勃興！亞洲國家抗拒西方在人權問題上施壓的能力也不斷增強，並將西方壓力視為對主權的侵犯，東方各國應相互扶持，團結合作，除日本仍舊堅持己見、配合美國指令外，東亞與東南亞的合作與復興已是指日可待。

自2019年新冠肺炎爆發以來，中國大陸與東協及歐盟的雙向貿易大幅度增長，分居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前兩位；東協各國婉拒美國的「反華」訴求，拒絕選邊站，並積極加強對華經貿關係，相對的，中美貿易額卻落居第三。川普提出的關稅制裁不但箝制不了大陸的經貿發展，反而造成美國自傷，不但抬高了物價、激化了通膨，還壓抑了消費者的購買力，成為拜登政府的大難題。

杭廷頓指出，亞洲人相信東亞將保持經濟快速增長，而且會超過西方，「美國打噴嚏，亞洲就感冒」的日子已經過去了。亞洲人相信自身的文化明顯優於頹廢的西方，並堅信價值觀和體制的效力，其中包括重視權威、家庭與集體價值，尊重等級制度；保全顏面、避免正面衝突；並強調「國家高於社會，社會高於個人」。至於西方特別重視的個人權利和利益，反倒居於次要的地位。

對東亞民眾來說，成功關鍵主要是強調集體而非個人利益，唯有強大的社會才真正是普世的。亞洲人傾向於以百年和千年為單位盤算社會的演進，把擴大長遠利益放在首要地位。這種認知態度與美國的基本信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。美國人普遍不信任政府、反對權威，強調分權制衡、鼓勵競爭；而且傾向於忘記過去，集中精力盡可能地擴大眼前的現實利益。

東亞日益增長的自信導致了亞洲普世主義的出現。杭廷頓揭引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蒂於1996 年對歐洲領導人所說的一句話：「亞洲價值是普世價值，歐洲價值只是歐洲人的價值！」這與當前拜登政府堅持西方代表普世價值，剛好相反。

杭廷頓回顧歷史，指出「中華文化圈」包括朝鮮、越南、琉球，有時還包括日本。而一個非漢人的「亞洲內陸地帶」則包括滿族、蒙古族、維吾爾族、突厥人以及藏族。而在其外圈則係由異族構成的「外緣地帶」，他們只需要朝貢，並承認中國的優越地位。

據此，當代中華文明圈正以類似的方式建構。杭廷頓指出，這是以漢族地區為核心，包括享有相當自治權的邊遠省份，以及非漢族所構成的自治區(如西藏、新疆)；在一定條件下以北京為中心的華人社會(包括香港、臺灣)；以及一個由華人占人口多數的國家(新加坡)。質言之，這是一個自內而外、層層交疊、多元一體、和而不同的中華文化圈。

中華文化圈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，華人世界的文化共性促進了經濟參與，成為一個迅速發展的文化和經濟實體，並且將逐漸變為政治實體。這是美國人不能不面對的「中國制度」和「中國經驗」，也是許多台灣人賴以生存和發展的「中華文化共同體」。

究其實，以漢文化為核心的「中華文化圈」恰與盎格魯－撒克遜文化為軸心的「五眼聯盟」相似類，反映出在不同文明體系之間迥然相異的價值選擇。但迄今為止，美國依然堅持只有他們的價值觀才是唯一的選擇，而且認定美國依然擁有足夠的實力左右亞洲社會的政策與發展。但衡諸現況，這畢竟只是拜登團隊的遐想，而杭廷頓當年的預判和警示，卻更逼近21世紀的現實。

（本文原刊於中國時報110年12月22日時論廣場）